在商品經濟短缺時期，以鄉鎮集體經濟為主導的城鎮化模式，即“蘇南模式”，是通過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和鄉鎮企業，促進農村工業化和農村城鎮化進而促進城市發展的模式。在當時的特定背景下，這種模式就地解決了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問題，極大地積累了地方經濟的基礎，有效地促進了小城鎮的發展，當然也帶來了布局分散、投資效率低等問題。

Perfect 城鎮化健康發展的體制和機制。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推進以人民為中心城鎮化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產業和城鎮融合發展，推進城鎮化與新農村建設協調發展。優化城市空間結構和管理模式，提高城市綜合承載能力。推進城市建設管理創新。建立透明規范的城市建設投融資機制，允許地方政府通過發行債券等多種方式拓寬城市建設融資渠道，允許社會資本通過特許經營等方式參與城市基礎設施投資運營，研究設立城市基礎設施和住宅政策性金融機構。

人口多、經濟實力強的鎮，可以賦予與人口和經濟規模相稱的經營權。建立健全跨區域城市發展協調機制。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將符合條件的農業轉移人口轉為城鎮居民。創新人口管理，加快戶籍制度改革，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

城鎮化本質是區域經濟均衡發展戰略的體現。目前所有的政策城鎮化都強調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的均衡發展，效果并不顯著。低端勞動力和高端人才持續流出，投資增加和人才流失導致生產要素錯配。中西部地區投入產出比持續下降，投資效率低下。近年來，全國投入產出比呈下降趨勢，投資驅動模式的效率越來越低，但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的下降幅度更大。此外，中西部地區的轉移支付與稅收增長不匹配。

而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相對較小，因為地區之間的產業發展水平是由要素稟賦決定的，地區之間的公共服務和福利均等化可以通過政府轉移支付等調控手段實現。中國的城鎮化戰略更側重于地區間GDP水平的均衡，而不是縮小非居民間的收入和福利差距。從行政和財政角度解讀城鎮化在現有的行政體制下，地方政府之間對發展權的爭奪成為常態，發展戰略的趨同現象頻繁出現。

國家計委負責人近日表示，綜合分析我國現狀、經濟發展和工業化水平及發展趨勢，我國已進入城鎮化加速發展階段。據分析，目前我國農業生產力水平有所提高，農產品供求基本平衡，豐年有余；工業化進程加快，服務業快速增長，城鎮經濟實力增強，城市基礎設施初具規模，推動城鎮化的物質基礎基本具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城鎮住房、投融資、社會保障等各項改革不斷深化，促進城鎮化的制度環境逐步形成。

根據“十五”計劃綱要，國家有關部門編制了城鎮化發展重點專項規劃。根據規劃，國家將從完善城市體系、發展城市經濟、完善城市功能、改善城市環境等方面加快城鎮化的進程。目前，70%的GDP、80%的國家稅收和90%以上的高等教育和科研力量都集中在城市。從1978年到2000年，城市從193個增加到663個，建制鎮從2173個增加到20312個，城鎮總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36.1%。

中國城市化進程的特點是起步晚、水平低、速度快。根據我國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歷次人口普查的城鎮化水平分別為12.84%、17.58%、20.43%、25.84%、35.39%、49.68%。與發達國家相比，發達國家的城市化水平大多在75%以上，具有起步早、水平高、逆城市化的特點。2014年3月，國家新型城鎮化計劃(2014-2020)正式發布。

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加大金融和政策支持力度，擴大新增城鎮化綜合試點”。根據國家新城鎮化綜合試點方案的明確時間表，2014年底前啟動試點，并根據情況不斷完善方案。到2017年，試點任務取得階段性成果，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2018年至2020年，試點地區的成功經驗將逐步在全國推廣。

城鎮化一頭連著工業化和信息化，一頭連著農業現代化，這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也是轉方式、調結構的最大希望。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最重要的是提升城鎮化質量，推進城鎮化轉型升級。打造這樣一個城鎮化的升級版，必須依靠改革創新的驅動，尤其是城鎮化政策的理性確定和城鎮化體制機制改革的推動。要通過改革創新調整城鎮化-0/政策以提高城鎮化質量，促進城鎮化轉型升級，首先要合理確定城鎮化政策以明確-。

這一政策無疑是基于我國當時的現實，符合改革開放初期農村人口占絕大多數、生產力不發達的基本國情。發展小城鎮投資少，見效快，不僅有利于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而且有利于加快人口城鎮化進程，解決“三農”問題，但到了90年代后期，由城鎮化“小導向”導致的資源浪費、環境污染、效率低下等問題凸顯，城市發展開始向“大導向”轉變。